习总指出，“老百姓的食物需求更加多样化了，这就要求我们转变观念，树立大农业观、大食物观，向耕地草原森林海洋、向植物动物微生物要热量、要蛋白，全方位多途径开发食物资源”。随着生活水平的提升，我国居民消费需求逐渐从“吃得饱”向“吃得好、吃得营养、吃得健康”转型，口粮需求下降、肉蛋奶等非主粮食物需求快速增长。畜牧业发展事关居民的“肉盘子”“奶罐子”，推动畜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走高质量发展道路是“大食物观”的具体实践。畜牧发展，良种先行。种业是畜牧业发展的芯片，也是现代畜牧业竞争力的核心要素。

　　首先，提升畜禽种业是建设种业强国的关键一环。我国种业存在一定的结构性失衡，农作物育种相对领先，在多个领域与国际先进水平持平或差距较小，而畜牧业育种则相对落后，同时，不同畜种育种发展水平也存在不平衡。例如，我国商品猪种源大约八成依赖进口；国外奶牛种公牛冻精产品占我国冻精产品市场的50%以上。所以在建设种业强国的过程中，必须尽力补齐畜禽种业这块短板。

　　其次，提升畜禽种业是推动农业绿色发展的现实要求。和世界先进水平相比，我国部分畜禽品种资源消耗水平相对较高，在当前我国饲料粮缺口日益扩大、进口依赖度不断提高，饲料粮安全长期困扰畜牧业发展的背景下，迫切需要在保证和稳步提升产能的前提下，加快培育生产性能优异、饲料利用率高的畜禽品种，这对缓解国内饲草料压力、草原生态恢复、推动畜牧业尽快实现碳达峰碳中和具有重要意义。

　　再者，提升畜禽种业是提高我国畜牧业国际竞争力的核心所在。我国是畜牧业生产大国，却不是生产强国，畜产品和种业国际竞争力都较弱。虽然进口种质资源丰富了国内种业市场，促进了国内畜牧业的发展，但种源不稳定，一旦断供会影响国内育种和生产，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挤占了国内种质市场，还存在如禽白血病、牛结节性皮肤病等病原引入风险。建设种业强国也意味着我国种业应在国际上占有一席之地。只有着眼于全球布局，灵活利用好国内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才能在“引进来”的同时让畜禽种业“走出去”引领畜牧业“走出去”，这对我国参与国际产业分工和全球资源配置具有深远意义。

　　近十年来，我国畜禽种业发展成效显著，为保障畜禽产品供给、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的畜产品消费需求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也要看到，虽然目前我国许多畜禽可以实现品种自主，但性能与世界先进水平相比还有较大差距。加之我国畜禽育种工作起步晚，尤其是商业化育种时间很短，目前前沿的育种技术研发力量和联合育种机制都比较缺乏，规模化、集约化的畜禽育种企业较少，整体发展基础薄弱。具体来说我国畜禽种业主要存在以下三点问题。

　　第一，关键育种技术水平有待提高，良种繁育体系不健全。虽然我国拥有丰富的畜禽种质资源，但种质创新、品种选育改良等研究相对滞后，在种质鉴定、基因发掘、良种推广等方面进展较慢。很多地方种畜场对新品种的培育方向不明确，缺乏统一的组织规划和具体指导性规范措施，片面强调种源，容易陷入“引种-维持-退化-再引种”的恶性循环。此外，我国缺乏生产性能测定机构，统一的种质评价和质量认证不足，导致种畜质量参差不齐，同一品种在不同企业、不同区域间生产性能差异较大，影响繁育和推广工作开展。

　　第二，种业企业实力较弱，市场化联合育种体系不健全。在基础研究方面，畜禽育种周期长，对技术、规模和投入都有较高要求，目前种业企业尚未真正成为育种主体，相当数量新品种主要由科研单位培育而成，往往只能依靠国家财政资助；而且很多科研工作缺乏长期规划性，往往随着科研项目结束而结束。在应用研究方面，我国目前尚未建立起运行顺畅的产学研用合作机制，资源信息共享和成果获益分享机制有待完善，育种的技术研发和产业化脱节，成果转化和新品种推广也存在局限性。新品种商业化程度低，育种企业投资回报率低，企业生产经营积极性不高。

　　第三，地方畜禽种质资源保护和开发利用不足。摸清种源“家底”是种业振兴的第一步，只有掌握自己的种源、利用自己的种源进行自主创新，才能打赢种业翻身仗。长期以来，我国缺乏对畜禽种质资源特性的深入研究，品种资源调查以及品种特性评估不足，缺少全面客观评价，加上品种资源动态监测体系建设不足，对遗传资源特性评估不全面、不系统，无法有效将资源优势转化成生产优势。

　　随着畜禽种业发展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不断得到重视，《国家畜禽良种联合攻关计划（2019—2022年）》《全国畜禽遗传改良计划（2021—2035年）》等重要文件陆续出台，为未来我国畜禽种业的发展指明方向，中央财政也陆续安排资金开展种畜禽生产性能测定、种质资源普查、扶持国家种业阵型企业等项目工作。未来畜禽种业发展，一方面要进一步提升育种研发能力，在引进种质资源和我国特色地方品种基础上，科学制定引种繁育和种业发展规划，持续推进核心育种场建设，强化基础数据测定和利用工作，加快建设种畜禽生产性能测定中心和遗传评估中心。另一方面，加快构建商业化育种体系，引导现有企业通过整合优势资源等方式扩大规模，促进资本集聚优化，提高种业行业集中度；积极探索和建立以企业为主体、产学研用一体化的产业创新机制，培育和壮大育种企业、专业协会和专业合作社等育种经济实体，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精准培育和推广品种，推动实现高效扩繁、市场推广、产业开发。此外，还要发挥政府统筹协调作用，对地方种畜场、技术推广改良站等给予政策和财政倾斜；通过规范种业市场秩序、完善法律行政管理体系等手段营造公平的竞争环境，持续建立健全制度体系和法律法规，加强畜禽种业市场监管力度。

　　在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时，我们更需要的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理念，而非吸引眼球的所谓“理论”。

　　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必须用好总体观这一强大思想武器，自觉运用其方原则武装头脑、指导实践，从整体上把握，不断开创新时代工作新局面。

　　数字基础设施是数字经济发展的底座，是网络强国、数字中国建设的基石。要立足不同产业特点和差异化需求，推动经济产业全方位、全链条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转型。

　　高质量构建“大思政课”工作体系要聚焦目标、效果和特色，着力破解思政课建设中的重点、难点和关键问题，带动思政课叙事表达体系和场景体验模式的深层变革。

　　中华文化的主体性植根于5000多年的文化沃土，是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基础上，借鉴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加速发展，各国既面临着新的发展机遇，也需要应对新的全球性问题，国际社会迫切需要携手合作，共同打造和平、安全、开放、合作的网络空间，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

　　中华民族传统节日春节即将到来。值此之际回望2023年，中国经济主要预期目标实现。展望新的一年，我国经济发展依然将面临一些困难和挑战，但同时也具有体量大韧性强创新后劲足的竞争优势、宏观经济政策回旋空间大的支撑效应、新一轮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增长红利等三重有利支撑。

　　要聚焦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中心任务，以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和优化政府职责体系为重点，在“加减乘除”上做文章，推进机构改革再深化，为在新征程上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新动力。

　　面对不断升级的数字社交产品，反而需要青年人意识到沉浸式社交环境背后的营销策略与运作逻辑，从而与社交媒体生成的感官刺激与虚拟自我保持距离。

　　“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提出，内含着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宗旨，体现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根植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实际，符合中国党的初心使命，体现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高度统一。

　　冬至阳生，岁回律转。在新的一年，我们站在这一年的不易成果上，对未来充满信心，更加需要接续奋斗、砥砺前行，取得更多发展成果。

　　针对目前思政课教师供给能力不能有效满足思政课强起来的发展需要这一突出矛盾，要切实提升教师供给能力，改进教学方式，推动新时代思政课朝着高质量发展。

　　我国始终主动实行扩大进口的战略和政策，连续举办进口博览会，倡导开放合作，与既往的贸易保护理论和政策主张存在根本差异，为维护开放的世界经济注入了强大动力。

　　面向未来，要进一步扩大“朋友圈”，绘制好“工笔画”，对接好“硬联通”与“软联通”，秉持包容、合作、共赢的原则，为实现民族复兴和推进全人类的福祉而努力奋斗。

　　文化交流很重要，我们在讲“一带一路”的时候，也需要讲“共建国家”给我们带来的好处。其实我们面临着如何正确对待自己的问题，“一带一路”不是单方面的施与，而是双向的或多向的互利。

　　我们必须要全面把握东北向北开放的历史使命，通过推动东北亚次区域、国别合作，破解东北亚各国战略意图和利益不同、战略互信缺失的困境。

　　2022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达50.2万亿元，总量稳居世界第二，同比名义增长10.3%，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提升至41.5%，数字经济成为我国稳增长促转型的重要引擎。

　　坚持以习法治思想和总体观为指导，准确把握完善法治体系的时代内涵和实现路径，是新时代新征程把中国特色法治建设推向前进的必由之路。

　　习总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创造性回答了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重大问题，形成一系列原创性理论成果。